“善意地理解和执行法律”，这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命题。
　　因为“善意”的标准是什么，这是抽象的，在大量的实际案例中如何判断而作出决定，又是极为具体的。每个案件的处理中都包含有善意和恶意的内在因素。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？是因为法院的立案和审判中出现的一些现象。
　　作为律师，现在受理案件后，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案件告进法院，谁是原告？谁是被告？告什么？在哪里告？这些都没有问题。因为作为律师的基本功，这是应当知道的。
　　律师的苦恼是，明明法律规定可以告进去的案件，明明中级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，有时候你就是告不进，有时被违规甚至违法地乱安排到“法院认为”“适合”的下级法院去审理，而律师和当事人往往毫无办法。
　　立案难的案件，大致有这样几类：一是行政案件。你告政府，法院收几百元受理费，告的又是当地有权政府，审理起来吃力不讨好，因此能不受理尽量推出不管；能够往下面交办的交到下级法院审理；已经受理的找出碴子从实体上驳回；实体上实在没有办法挑刺的，找个借口从程序上驳回。
　　二是集团诉讼案件。几十个几百个原告告到法院，法院一听就头皮发炸。处理不好，麻烦事惹到法院身上。这类事件，法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于是最高法院解释先去掉一批，说这属于政府权力范围，不能告；高级法院通知再去掉一批，说这类敏感案件本地法院暂不受理；各受诉法院再推掉一批，说这个案子主体不符、依据不足、被告不适格、约定不明确、管辖无依据……反正你有十条理由，我只要找你半个岔子，就可以轻易挡住你。
　　第三是公益诉讼案件。你告个电影院、邮局什么的，法院会受理一下，反正标的额五元十元的，也有点社会效应。但你如果把公益诉讼当起真来，告一个地方的重大污染，告一类职业病、地方病，告一个化工园区的布局不合理需要搬迁，对不起，你先在法院门口转上几个月吧。
　　这几类案件为什么告不进或者比较难立案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：一些法院的职能思维出了问题。他们不是以一个社会最终裁决机关的思维，或者以社会矛盾最终调节阀的思维来考虑的，而是从审这类案件，对法院有没有好处、会不会有麻烦、能不能审得了、会不会有后遗症来考虑的。一句话，是从法院自身的有利不利来考虑的。
　　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，中国依法治国进步到了今天，社会是非的裁决权已经从行政权转移到司法权。以前是没有警察不能管的，现在是没有法院不能管的。民有告、官要理，这个“官”，现在就是司法权。国家立法在不断往法院转移权力，行政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，都在加大受理立案范围。但一些法院在实践中往往害怕这个权力，不要这个权力。理由是：法院不是万能的、中国的法院地位不够高、司法不独立、法官不够多、能力不够强、有些案件审不了、有些案件不宜审……总是找出各种不同的借口，把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受理条件，解释成可以不受理，解释成可以往下交办。法院是轻松了，但社会的矛盾却无法得到法律渠道的调节。
　　因此，法院应当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，主动迎接法治时代的挑战，在立案环节更新观念，善意地理解立案审查的法律规定，切实解决群众告状难的问题。